话说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三气周瑜，使得周瑜仰天长叹：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！”，数声之后，气绝而亡，周瑜因此落下了心胸狭小，容不得诸葛亮的负面形象，连他的好友鲁肃都认为：“公瑾量窄，自取死耳。”但若综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周瑜，此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孙策率军离开袁术自立门户，在历阳碰到“姿质风流，仪容秀丽”的周瑜。二人早在孙坚讨伐董卓时，相见甚欢，“结为昆仲”，再次相遇后，周瑜即归于孙策帐下，表示“愿施犬马之力，共图大事”,并向孙策推荐了“皆有经天纬地之才”的“江东二张”——彭城张昭与广陵张纮，二人也确为当时之谋略之才。孙策得此二人后，即与之商议攻打刘繇，在周瑜袭取刘繇的基业所在曲阿后，张昭及时献计：“彼军被周瑜袭取曲阿，无恋战之心，今夜正好劫营。”使得“刘繇军兵大败，众皆四纷五落”。此后为孙策把张昭视为随身智囊，且临终前将江东基业托付孙权时，谆谆告诫道：“倘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可问周瑜……”足见张昭才能深得孙策认可。孙策死后，曹操“欲起兵下江南”，张纮则以东吴使者身份劝阻曹操：“乘人之丧而伐之，既非义举；若其不克，弃好成仇：不如因而善遇之。”使得东吴躲过一劫，并向新主孙权推荐“严厉正大”的顾雍。后来孙权“开宾馆于吴会，命顾雍、张纮延接四方宾客”，使得“文武诸人，共相辅佐，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”。
在孙权主政东吴后，周瑜又向他推荐另一重要人物——“胸怀韬略，腹隐机谋”的鲁肃，并亲自前往聘请。当孙权对江东前途颇感迷茫时，鲁肃即进言：“为将军计，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。今乘北方多务，剿除黄祖，进伐刘表，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，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，此高祖之业也。”即向孙权献上立足江东，图取天下的王业大计，深得孙权信服。鲁肃后又向孙权推荐了“博学多才”的诸葛瑾。当曹操“统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”下江南时，也是鲁肃奔走于孙刘之间，极力促成两家联盟，并“力排众议”，与周瑜等主战派协力抗曹，保住了孙氏父子的江东之地，后来又继周瑜担当大都督之重任。
可见周瑜所荐之人，皆为当时才杰之士，且周瑜统兵东吴时，也并未与何人有过明显矛盾（老将程普曾有不服，后得知周瑜用兵有法，也是敬服有加），成功统协众将之力，一致抗曹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周瑜果真为心胸狭窄之人，只怕很难为孙氏兄弟推荐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，更不可能团结诸人效力东吴，所以要说周瑜“量窄”，以上之种种迹象表明，着实有些冤曲了他。
周瑜容不下诸葛亮，千方百计想除之而后快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但绝非因为“一己之私”。见识到诸葛亮出使东吴时的足智多谋与料事如神非己所能及之后，周瑜认为此人“久必为江东之患，不如杀之”，并与鲁肃商议，鲁肃以抗曹大局极力劝阻，并建议由诸葛瑾以兄弟之谊招抚诸葛亮，“同事东吴”，周瑜“善其言”，欣然答应，结果却是诸葛亮反过来招抚诸葛瑾。所以周瑜无论是力除诸葛亮，还是拉拢他共事孙权，很明显其出发点是为东吴政权着想，先从诸葛亮下手，继而剪灭刘备，绝非简单的因诸葛亮才智胜己而绝意除之。
当招抚无效后，周瑜才决定除掉“助刘备，必为江东之患”的诸葛亮，先是让诸葛亮前去劫曹操粮草，且用心极其险恶——“吾欲杀孔明，恐惹人笑，故借曹操之手杀之，以绝后患耳。”在鲁肃劝阻下才暂时打消此念。后又造箭之事为难孔明，孔明草船借箭成功，才得以脱险。赤壁大战前，孔明借得东风，周瑜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攻打曹操，而是派丁奉、徐盛二人前去斩下孔明首级，因为“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、鬼神不测之术！若留此人，乃东吴祸根也。及早杀却，免生他日之忧。”对于刘备，周瑜也是认为“玄德世之枭雄，不可不除”，并以会见为由，企图“乘机诱至杀之，实为国家除一后患”，无奈有关羽保护，无从下手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不管周瑜是除掉诸葛亮还是刘备，其目的都是为东吴免除“祸根”，为其主公孙权江东基业的稳固与壮大扫清危胁和障碍。
曹孙刘三足并立之时，孙刘之间的联盟是因为有共同的强敌曹操，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双方明争暗斗就此消失，就连力主联刘抗曹的鲁肃在周瑜诱见刘备后，也曾关切地问道：“公既诱玄德至此，为何又不下手？”特别是在打败曹操后，双方很快就进入箭拔弩张的状态。当周瑜等人正竭力收拾曹操残余人马时，刘备一方趁机抢占城池，赵云夺南郡，张飞袭荆州，关羽取襄阳，而这一切的谋划者，就是周瑜一心想除之的诸葛亮，从这一角度来讲，周瑜力除诸葛亮是有先见之明的，就他效力东吴的政治立场而言，实乃无可厚非，换言之，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决定了周瑜必杀孔明及刘备。后周瑜又以孙权之妹诱使刘备入吴，企图把刘备作为人质换取荆州，并图加害，无奈诸葛亮道高一丈，以锦囊妙计使得东吴“陪了夫人又折兵”，机关算尽，终无所获，周瑜最终在诸葛亮“三气”之致命攻击下，死于非命。
作为东吴方面“总统江东水陆军马”的大都督，周瑜智慧与胆识非同时代的常人所能及，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在赤壁一战得以充分展示，固然不乏建功立业，“共图大事”的远大抱负，无奈“心性太急”是他的致命弱点，更为可怕地是，作为对手的诸葛亮对此敏锐地加以捕捉，并充分利用，如以曹操欲“揽二乔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”，激得周瑜“勃然大怒，离座指北而骂曰：‘老贼欺吾太甚！'”誓与曹操不共戴天。曹操尚未击败，周瑜就想除掉刘备一方的后患，尽管是为东吴早除祸根，但实在是操之过急……这些充分说明周瑜乃性情中人，沉稳不足而轻躁有余，作为政治人物，其性格与角色的极不相称，必然地决定他的悲情命运。
综而言之，周瑜绝非心胸狭窄（量窄），而是心性太急（性急），急于求成，以致急火攻心而英年早逝。其死前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！”的仰天长叹亦绝非简单的妒火中烧，而应该是“共图大业”之壮志未酬的悲凉感慨。
斯人虽已去，来者犹嘘惜，作为江东青年才俊，上有主公亲信，下有将士拥戴，成就功名，本是万事具备，顺水乘舟。可惜这一次，“东风不与周郎便”，与其说输给了孔明，不如说被自己打败。
读罢周瑜，不禁感悟良多：人最大的敌人真的是自己；性格真地能决定命运；欲速真地不能达。
另值一提的是，关于周瑜“量窄”意象的形成，与尊崇刘汉正统之惯念不无关联，书中正面人物刘备与孔明形象的成功塑造，周瑜“量窄”的有力衬托功不可没。
评论